进建昌城

我供职的单位在西昌古城的中心，走不了几步，就是古城往昔最为繁华的四牌楼所在。当然，曾经是地标建筑的四牌楼早已灰飞烟灭，我只是从老照片里一睹其黑白影像。和许多小城故事一样，今天的古城与新颖的城区两相比较，古老往往意味着凌乱而衰败。出门即是北街，向南经过一个十字街口来到南街，然后穿过大通门就算出城了。

记不清多少次，当我从城门洞下经过，往往产生一种“时空穿越”的奇妙感觉。我知道，曾几何时，凉山往往被一些外省人视为“不毛之地”，被贴上封闭、落后、野蛮的种种标签。殊不知，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，偏居中国西南，在地理上却是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点，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“最早”的碰撞点之一。在这个点上的西昌城，从古至今是许多条驿道、马道、公路、铁路的要地，它自然充当了部分中原人向南出入于云南，并再出入于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度等东南亚、南亚乃至西亚国家的地方。

通常而言，西昌天气最热的时候并非盛夏，而是4月底5月初的十余天。因为在一年当中，这里的旱季和雨季几乎各占一半，夏天虽然总体气温偏高，但雨水的密集冲刷了热浪；反倒是经过冬春长达数月的干旱，春雨姗姗来迟的那些时日，西昌竟有直奔入夏的炙热。

我记得2016年一进入5月的酷热却不是天气，而是复建古城墙时掀开的古钱币热。西昌在恢复重建古城墙时，偶然在大通门施工现场挖掘出大量古钱币，顿时引发民众哄抢。

毕竟只有一步之遥，得知消息的那个傍晚我赶到现场，只见工地开挖出的泥土与石块之上，人头攒动：有人手执电筒仔细翻寻泥土，有的则拿着一串糊满泥浆的钱币战果等待买主，讨价还价的文玩商贩于人群中穿梭，生怕漏掉眼看到手的大鱼，后来几天随着媒体的报道，据说还有来自成都送仙桥的大佬星夜驰来一探究竟。我没有资本倒腾发财，却担心文物流失总不是好事。与西昌文馆所的专家热线联系。对方说得明白，年号为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的“通宝”收藏价值都不甚高，如果你看到康熙、雍正的，品相又好的话，可以考虑。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昏黄中，我悻悻离开还在旋转的人流。

文物专家们也不敢怠慢。他们请警方封锁了现场，仍然清理出187斤钱币。以后的鉴定结论是，从钱币上的满文得知，绝大部分产于云南宝东造币局（东川），其余少部分产于云南宝云局（昆明）和四川宝川局（成都）。史书记载，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五月二十九日，西昌东河爆发洪水，冲毁城墙二十余丈，西街、顺城街、大巷口等数十条街巷化为一片沧海。惠珉宫、五显庙、禹王宫、福国寺等庙宇荡然无存，田禾淤尽，倒流入海，淹良田二千余顷。出土钱币位于西街口打铁巷，“当年的钱庄或来不及撤离，最终被洪水淹埋”，专家分析。

那段时间，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件事，吸引着市民的好奇心。

一是随后不久“掏”出了800多米明代古城墙。西昌古城墙依据上百年前建昌古城图修复，发现一段长达800多米的明城墙，“城墙高达8米，超过了我们的想象”。西昌市原文管所长张正宁，天天在工地现场指导，他的解读是，东河经年的泥石堆积，造成我们今天站在城墙外看，似乎城墙是埋在地下的现象，“但以前肯定是远远高于地面的”。依此复建的古城墙由南门一直连通东门，并对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安定门加以维修，重建了门楼和瓮城。

二是修复古城墙时，不用水泥而专门熬制糯米灰浆，将三层不同材质的墙体接缝填充和粘连。第一层鹅卵石，第二层为条石，第三层是按原先规格土窑烧制的青砖，用去37万块。

重要的是，糯米灰浆钙化时间长达两年，往后时间越久，粘连硬度越强。工地上，10口大锅下的熊熊火焰，蒸腾起翻滚的糯米粥，整个工程，共用去50吨糯米。

西昌，南方丝绸之路上名头响亮的重镇。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，确切地从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开始。汉称邛都，到隋唐称嶲州，南诏称建昌府，元称罗罗斯宣慰司，明为四川行都司，清为宁远府，民国称宁属。

古城，是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，它的兴废和变迁，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，经济文化的兴衰。西昌境内遗留有11个古城和古堡遗址。时代最早始于汉晋，最晚为明清。规模最大的是唐嶲州城，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昌城。

邛海以东北的开阔坝子，即如今的西昌市区，古城分布相当密集，明清的三座古城仍依稀可见。

高枧汉晋古城，在西昌市区以东的高枧乡中所村。当地人称此城为“孟获城”。古城北临姜坡山丘，东、西、南三面地势开阔平坦，考古实测，古城呈长方形，南北长 373米、东西宽251米，城墙为泥土夯筑，四墙相合。除东城墙因修筑道路而局部受损坏外，其余大致完好。城墙上尚存十余处城堞。城墙残高1.8—3.6米，厚约5米。同时发掘出许多汉代砖、陶器残片等物，纹饰多系绳纹、弦纹和斜方格纹。专家们认为古城年代大约为汉晋前后，极有可能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期间所筑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时“讨叛鄙，降夷人，安种落，蛮夷率服。嶷始以郡郛宇颓，更筑小坞居之。延熙五年(242年)，乃还旧郡，更城郡城，夷人男女，莫不致力”。就是当时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修筑郡城的写照。

唐嶲州城，是唐代初期在西昌设立的嶲州都督府。唐太宗李世民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，鼓励发展生产，使西南地区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，社会相对稳定。在此社会背景下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嶲州城。这一古城至今尚陈布于西昌市区并跨越至郊区。城呈正方形，城墙为泥土夯筑，每边长约 1750米，残高1-3.5米，厚约14.5米，总占地约306万平方米。除南城墙因历年基本建设所毁外，余皆完整。嶲州城内除残存着唐、宋、元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外，明代建昌卫城又重建在嶲州的西北角上，其占地面积约为唐嶲州的四分之一。

据文物调查，嶲州城内外尚存重要遗址两处。一是唐代瓦窑遗址。在东城墙以东数百米处，窑为马蹄形，所生产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洛阳隋启官城内出土的瓦当别无二致。窑内发现唐开元通宝，证明此窑群属唐代无疑。瓦窑群生产的筒瓦、板瓦、瓦当等物，用之于城内建筑。二是唐景净寺遗址。景净寺为唐宣宗时南诏国景庄王母段氏所建，位于唐嶲州城西北角，后改为白塔寺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九十六《黎州诸蛮》条叙，“山后两林蛮”于开宝二年(969年)六月“进贡”时，“由黎州(今汉源县)南行七日而至其地，又一程至嶲州。嶲州今废，空城中但有浮屠(塔)一。”今存白塔于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遭地震毁后，重建于咸丰九年(1859年)。塔为楼阁式七级砖塔，平面是八角形，底部周长14.8米，塔高21米，由基座、塔身、塔刹三部分构成，有无地宫不详。塔的第三层，八面龛内各有石刻佛像一尊，真像身披袈裟、秃头，脑后有背光，跏跌，神态端详，系唐代珍品。

至今保存最完好的，当属明建昌城了。

城市是市井生活的基础，古城也就沉积为历史的记录。

据嘉庆版《宁远府志》载，建昌卫旧城，“明洪武中建土城，宣德二年砌以砖石，高三丈，周围九里三分，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。后据北山，前临邛海，左带怀远河，右潆宁远河。四门：东曰安定，南曰大通，西曰宁远，北曰建平。”

这是说，建昌城始建于1388年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。建昌城旧址位于西昌市区东北部，建在唐嶲州城西北角上。北与北山相结，西临西河，东有东河，东南为开阔平坝。与邛海相距5公里。明代建城时的北墙和西墙，完全重筑在唐嶲州城墙上，其走向亦相同。只是后来城墙东南角因遭东河水溢之灾，几经培修，边角略成弧形。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。

考古实测表明，该城在明代时为正方形，四墙各为1200米长，占地面积 144万平方米，现存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。城为砖石建造，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。城墙底部最厚处达20余米，高11米。城开有四门，南北东西相互对称。除西段城墙和宁远门早年被毁之外，其余三门尚存，城门上的年款为“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”。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、大顺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等。城内街道迄今基本保持明代布局，即以“钟鼓楼”(俗称四牌楼)为中心，向四方辐射。其北称北街、南称南街、西称西街(亦称仓街)、东称东街(亦称府街)；另外城南有顺城街，城西有石塔街、三衙街、什字街，城东南有涌泉街。此外，各街之间又有20余条小巷相连，使各街巷纵横交错，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远在明清两代，政治、军事机关主要集中于建昌城东北部的北街和府街一带，故这一带的街道名称均与政治和军事相关联。如“都司堂巷”，因明代四川行都司衙门建在此处而得名，明代建昌卫署和清初建昌总兵衙门建在北街(今四川省彝文学校)；清代宁远府府署建在府街(今凉山军分区修械所)，城中“中营巷” “右营巷”“后营巷”即清建制军事机构“营”(兼管土司土目)的衙署所在。明清两代的文化、宗教建筑大多集中于城西的石塔街一带，其中久负盛名的景净寺、发蒙寺、关帝庙、城隍庙、云南会馆、陕西会馆、泸峰书院等，均分布在石塔街附近。

明清时期，南街、顺城街为商贸、集市的主要街道，贸易的商品以银铃、锡锭、金银饰品、铜器、生丝、白蜡、药材、裘皮等为特色。时光荏苒，今天的南街肯定比过往更加人声鼎沸，但它的功能没有变，街道两旁的小商铺摩肩接踵，尽管不如大商厦日进斗金，但眼见小商贩阳光般的笑容，也知道小日子的滋润。

从建城的手艺与匠心来看，先人的智慧一点不输城建师。

建昌古城在明清时期的引水设施比较完备，采取以引河水入城为主、掘井取水为辅，构成溪水长流、水井星罗棋布的引水系统。引河水入城主要有三处：城西北角“白塔寺”和城东北角“千佛寺”两处分别从北山引水入城，城东南的涌泉街“过水庵”旁引东河水入城，今西昌市二中(研经书院旧址)尚存明代“水仓”遗址。城内有明清古井，居民凡有水井者，官府统一规定在其大门上绘以“井”图样，为防火患利于取水。公用井中最著名的有北街明代“梅花井”、涌泉街明代“豆芽井”、石塔街的“大水井”、仓街的“胡家井”等，这些古井建造讲究，水源充足，水质优良，数百年不衰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西昌古城区排水系统也是渠渎纵横，依地势高低自北向南排水，主道为大水沟、苏家坡沟。

建昌古城几乎就是西昌历史的一个缩影。数百年来，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古城上留下痕迹。“大顺”纪事砖在古城上被发现，证明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在成都建立“大西”政权后，其部将刘文秀(抚南将军)确在西昌举“大顺”旗号据城数月，同时主持培修了建昌古城。城内曾发现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情况的碑刻。北城墙上发现大量清咸丰元年(1851年)纪事砖，说明了道光三十年(1850年)西昌遭受强烈地震对古城墙的严重破坏，次年及时进行培修的纪实。

城墙的砌石和青砖都是可以触摸到的时光，但长途迁徙和漂泊一生的人们走进建昌城的时候，许多人选择了停下疲惫的脚步，开始生命中不一样的生活。炽热的阳光既给人温暖，也把未来的朗阔照得明亮。

沿着古道一路走来，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、又颇为有趣的的“点”上，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“点”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。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，汉朝“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，就是行政单位叫作‘道’。道是一条直线，不是一个点，也不是一个面。从一条线，慢慢扩张，然后成为一个面，建立一个行政单位……汉帝国的扩充，是线状的扩充，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，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”。

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、江河湍急，形成重重阻隔，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。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，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。